【台灣五○年代的克難生活】 | 關懷台灣 | 台灣旅遊誌小編

克難.png
五零年代的西門町(新世界大樓—現為真善美劇院)街上來往的,除行人外,腳踏車和三輪車是主要交通工具。透過電影看板,當時「新世界」正在上演兩部電影—《半下流社會》和《愛的俘虜》,前者為亞洲電影公司出品,改編自趙滋藩的長篇小說,導演屠光啟,演員為劉琦、張瑛、陳厚、王元龍;後者為永華電影公司出品,男女主角為羅維與鷺紅,導演為程步高。(圖片出處中央社)

一○五年的中華民國歷史,是一部災難國家史。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的這個國家,一開始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從軍閥割據到抗日剿匪,整部中華民國史,就是一部戰爭悲歌,民國三十四年終於戰爭結束,贏得勝利,但隨即展開四年國共內戰,元氣大傷,中華民國至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退據臺灣,從此歷史改寫,中華民國只剩下臺澎金馬。

國共內戰是一場慘勝與慘敗的戰爭,不管勝利的毛澤東或失敗的蔣介石,兩方都打得灰頭土臉,更慘的是兩岸的老百姓,被貧窮襲擊,幾乎一輩子在飢餓邊緣掙扎,我的父母輩,都是被犧牲的一代,他們的生命史,就是一部逃難史,驚慌失措的陰影,一直延續在他們的記憶中,以致於性格受到扭曲,甚至連帶讓孩子們也遭到波及。

戰爭讓兩岸老百姓苦到一窮二白,作家黃驗寫過一篇〈從金圓券到臺幣四萬元換一元〉,他在文中說了一個國共內戰在上海打得如火如荼時一幅漫畫的故事──一個顧客來到麵攤,牆上牌子寫著陽春麵一碗一千元,當他坐下來低頭吃麵時,老闆悄悄地將價格改為一碗二千元,等到吃完麵付帳,抬頭一看,一碗麵已漲為三千元。可見戰爭時期,物價狂漲,和抗戰前期相比,竟然漲了八百零七萬倍……一海之隔的臺灣,也被深度捲入,民國三十四年光復之初,一斤米一.五元臺幣,二二八事件前夕,一斤漲到三十二元……民國三十八年上半年,物價漲到最高點,公務員領薪水是用米袋裝紙鈔,此時一斤白米已漲到一萬五千五百元,三十八年六月,臺灣省政府為遏止惡性通膨,發行新臺幣,規定舊臺幣四萬元折合新臺幣一元,幸虧有蔣經國和行政院長俞鴻鈞從上海運來的黃金,加上三十九年美援臺灣,一場惡性通膨的夢魘才告結束。

但自此人民被逼迫,必須過「克難生活」。
詩人瘂弦在一篇題為〈一個在文學創作的他因與自因間徘徊的年代〉中說:「……臺灣的好日子是六○年代中期『經濟起飛』以後才開始的,整個的五○年代在艱困中度過,吃番薯簽、空心菜的歲月,誰還有餘力去墾荒自己的『文化沙漠』?」

五○年代初,衣食住行一切簡陋,能吃飽睡足,小老百姓就十分滿意。一九五一年元月,當時的糧食局長李連春為抑制米價,大量拋售食米,同時,中央信託局為抑制布價,委託三十家布店普遍發售,不讓商人哄抬。光復初期,成衣店甚少,必須剪布去給師傅製作,於是不少家庭主婦和女孩子,只好學做裁縫,所以,在貧困的年代,不少人家,倒是會有一臺縫衣機。

至於房屋居住,五○年代大多數人住的是日式榻榻米房屋,由於大陸軍公教逃難老百姓,不斷湧進臺灣,房屋當然不夠住,於是大批違章建築出現,最典型的就是當年圍著中華路鐵道邊的破爛建築,迫使後來政府設法改建成一式八棟的「中華商場」了。

所謂違建是指拿不到建築執照,卻四處亂蓋,有簡陋的鐵皮屋,還有自我建搭的木造房屋,屋內裝潢為土磚砌疊,當然再無餘錢粉刷,就用報紙或月曆紙當壁紙……而各地眷村紛紛自成社區,主要軍人結婚後無處安身,於是只要尋得土地一塊,家家戶戶以竹籬笆當圍牆,再造一間公共廁所,就成為後來人們懷念的「眷村生活」了。

五○年代最主要的交通就是人人靠兩條腿──所謂路是也。那時的人,腿勁超厲害,譬如作家周嘯虹寫過一篇〈信義路的蛙鳴〉(臺北市信義路當年只有一段馬路很寬,二段以後均未開闢,兩邊都是水稻田,到了晚上此起彼落的蛙鳴聲,現在說來,有誰會相信?),他就經常從延平南路穿過鐵路平交道,直達延平北路,在馬路中間可以大踱方步。顧正秋在迪化街的永樂戲院唱平劇;他和同伴都是步行去,吃完晚飯,從信義路陸軍總部大營房出發,慢慢地晃到永樂戲院,鑼鼓還沒鬧臺呢!

你看,彼時的人,可以從信義路走到迪化街,而我,五○年代正讀軍校,星期天放假,我和同學可以從上午九時逛西門町,直逛到晚上九點收假,就這樣「壓馬路」一整天也毫不感疲累,可見那時我們足下「路」的功力!

剛來臺灣,還有黃包(人力)車,現在想來,真不可思議。所謂黃包車,就是由一個人在前面拉行,拉著一部僅有兩個輪子的車子,上有座位可供一至二人入坐,拉車的人跑著,跑到客人指定的目的地,而車費若干,由坐車的報出地點,再由拉車的人說出一個價碼,客人還可殺價,直到出現雙方同意的價碼,客人就坐上車,於是黃包車伕向前奔跑,通常完成一場交易,車伕必定滿頭冒汗,所以每個「黃包車伕」頸間都掛著毛巾一條,以備隨時擦汗。

有時,來了個大胖子乘客,而拉車人卻乾枯瘦小,但為了賺錢,街頭就出現了這樣的畫面,幸虧到了民國五十二年,政府全面提倡三輪車替代人拉的黃包車,讓看起來不太人道的畫面終於在臺北街頭消失,也在臺灣消失。

黃包車起源於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所以亦稱東洋車。傳入中國後,一九一三年,上海租界規定人力車均需漆成黃色,因而有「黃包車」之名。

不過當黃色車消失,滿街都是三輪車時,市容亦不好看,五○年代末,開始流行小汽車,於是,行政院決定以每輛計程車的新增牌照費一萬五千元收購五張三輪車牌照,以漸次淘汰三輪車,直到一九六五年,火車站前群聚的三輪車畫面終於消失,臺灣始進入所謂現代化都市。

節錄自《回到五○年代》〈五○年代的克難生活〉
克難.jpg
(提供:爾雅)
如果您也有旅遊資訊、優惠訊息、活動展演等各項訊息要提供給編輯,
可以來信 edit@talk.tw【台灣旅遊誌編輯部】收 


我要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