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封殺:雷震與自由中國案】 | 關懷台灣 | 台灣旅遊誌小編

雷震的「自由中國案」是1960年相當令人震驚的政治案件。《自由中國》當初是為了「反共、擁蔣」,由大陸來台的自由派人士如胡適、雷震等人創辦的雜誌。靈魂人物雷震,字儆寰,出生於浙江湖州長興,青年時赴日本留學,1917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法政學科就讀,主修憲法。1926年他回到中國,曾任國民參政會副祕書長、政治協商會議祕書長、制憲國大代表兼副祕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等,為國民黨內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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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右)1959年與胡適合影      圖/維基百科
1949年,當國共內戰接近尾聲時,雷震就曾在上海與胡適、王世傑、杭立武等籌辦《自由中國》,後因上海失守未成,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在美國的胡適掛名發行人,以雷震為實際負責人。1950年雷震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並曾於1950年、1951年兩度代表蔣介石赴港宣慰反共人士,並探聽第三勢力在香港的發展情形,可見雙方關係良好。

創辦之初,這批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雖不滿共產主義,也希望國民政府能落實民主化,然而在大環境下,擁護蔣介石卻是唯一選擇。但在美國介入,國府政權獲得保障後,《自由中國》開始提出許多諍言,讓國府不太高興,雙方關係漸趨緊張。
1955年雙方關係更加緊繃,《自由中國》不僅沒有退縮,更開始強化其反對黨的主張,希望能促成以民、青兩黨為基礎,或是進而包括無黨籍獨立的政治人物及國民黨開明人士在內,組成反對黨。《自由中國》一直把反對黨成立、壯大的希望寄託在執政者善意的容忍和扶植之上。不過,執政黨卻早已表態「不准有反對黨」,使得雷震及《自由中國》的期待欠缺現實的基礎。

為了突破此一困局,1958年《自由中國》在社論中,強調反對黨「必須爭取取得政權的可能性」,而此一可能性,是在現實的政治運作下,無可避免地必須與選舉連結。當時台灣的選舉只有地方選舉正常舉行,因此,《自由中國》在原來以中國大陸來台的自由民主人士為主體的組黨構想之外,思考與台灣本土政治人物結合的問題。兩者一旦結合,力量必定更強大,這讓國府對其組新黨主張格外關切及緊張。

雷震與蔣介石的衝突,在蔣介石1960年試圖「三連任」總統時達到高潮。雷震與《自由中國》不僅反對蔣介石違反憲法中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規定,更試圖以反對黨作為武器。雷震在5月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並與非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主張成立新黨,後更決議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且積極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由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與李萬居、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種種跡象顯示新政黨的設立已是箭在弦上,如果讓新政黨設立成功,國民黨辛苦建立的「黨國體制」必然受到莫大衝擊,國民黨衡量得失,決定逮捕關鍵人物雷震。9月4日,雷震以匪諜罪遭逮捕並判刑十年,新政黨的組黨工作宣告失敗。

「自由中國案」使得國府的統治更加穩固,配合「白色恐怖」及對媒體的控制,讓1960年代反對聲音相當罕見,其中僅有如《文星》的李敖、作家柏楊等人敢有議論,但隨即被捕下獄,這種言論自由的政治冰封期,一直到1970年代才開始解凍。

雷震雖然組黨失敗,遭誣陷下獄,但《自由中國》所傳達的自由、民主精神,卻深深影響了後來的知識分子,成為許多民主運動者的啟蒙刊物,而《自由中國》所爭取的組黨也終於實現,這對雷震而言,可說是遲來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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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國》雜誌選集
《自由中國》為擴展民主自由空間為宗旨的政治刊物,在1950、60年代,成為罕見的反對政府聲浪。而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於2003年重新編選《自由中國》選集,由稻鄉出版社出版發行。(孫瑩荁攝影)


摘自《圖解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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